【限制死刑】死刑的司法限制空间
最高法院决定收回死刑核准权之后，刑法学界举办论坛，发表文章，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议论死刑改革。学者们对死刑的关注并非自今日始，但能够自我解除禁忌而大胆放言者并不多见。也不知从何日起，死刑成了刑法学界和实务界一个敏感话题。现今对这一敏感话题的热议，应是势所必然的一个可喜现象。
学者们的言论，出于理性的冷静思考和高度的社会责任心，拜读之后，令人叹服。“英雄所见略同”，共识是原则性的、基本的，那就是应该坚定不移地贯彻“少杀慎杀”的政策，如果说有分歧的话，只是阐发观点的角度和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以学者们的高见，欲达到减少死刑的目的，应当修改刑法减少死刑罪名，同时司法实践中少判决死刑，也就是必须立法限制和司法限制同时并举。也有的教授更加强调司法限制的作用，认为司法限制是限制死刑的可行之道，即使不修改刑法的一个条文，也可以不判一个死刑。
司法可以在法定范围内限制死刑，也可能利用自由裁量权而滥用死刑，因此强调树立现代刑事司法理念，通过司法严加控制死刑的适用，而达到减少死刑的目的，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现实中司法对死刑的限制空间，似乎被夸大了。司法受国家刑事政策的约束和左右，而制定刑事政策的主体不是司法，而是领导司法的决策者。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刑事政策，就有什么样的司法，政策严则司法严，政策宽则司法宽，司法不可能也不应当与现行刑事政策背道而驰。法律总是国家政策精神的体现，既不修改法律，又不适时调整政策，司法限制死刑的余地就不会很大。很难想象，在推行多年的从重政策的指导下，在社会公众强烈要求重判的舆论下，如果司法大幅度削减死刑，会得到上层和群众的普遍认可。当初，为了适应“从重”的要求，修改刑法增设死刑;为了“从快”，变更了刑事程序，将死刑统一由最高法院核准改变为部分授权高级法院核准。现在，严打政策还要坚持，修改刑法又一时摆不上日程，在这种情况下，专注和强调死刑的司法限制，在理论上没有什么不对，但在司法实际操作中可能遇到很多困难。须知，刑事政策为死刑司法限制预留了多大空间，社情民意对死刑的司法限制予以多大的认同和支持，这对死刑司法限制的量度把握具有决定性作用。
有些国家和地区法律上没有废除死刑，但已有多年不判处和执行死刑。人家能这么做，我们行吗恐怕不行。因为这样做需要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除前面谈到的政策思想和民意取向之外，还有一个司法权威问题。由于体制和制度的原因，我们的司法经受不起这样那样的压力，更惧怕被兴师问罪。想想看，当现行刑法71个死刑罪名一个也不减少，而司法则一个死刑不判，那么，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和实现法律意志的司法之间的反差如此之大，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那时候，就不是畅谈刑法理论问题，而是讨论如何追究责任问题了。不要说一个死刑不判，就是一下子削减死刑太多，也很有可能被认为“打击不力”。多少年来，“打击不力”已成谴责司法机关的最便当最常用的“罪名”，那么从今以后会怎么样谁知道呢。
我一点也不怀疑，在严格控制死刑的政策指导下，在少判死刑的主流民意支持下，死刑司法限制的空间会是很大的。但这需要时间，有待于客观条件的逐渐成熟。我也不怀疑，死刑一律由最高法院核准，对提高死刑案件审判质量，控制死刑的适用，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少判死刑是趋势，至于“少判”的度的把握，那就决定于法官们审时度势的胆识和智慧了。
刑事辩护
关于死刑的司法限制空间的相关刑事法律问题，建议咨询专业的刑事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