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种派生性犯罪，需依附于前罪才能成立。由于立法者将本罪客体认定为侵犯了司法机关追索赃物的正常秩序，归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之下，因此，没有规定明确的犯罪金额，“两高”也无相关司法解释，导致对该罪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分歧。
因为没有数额限制，司法实践中都是以前罪构成犯罪，后罪就认定犯罪，这样容易造成打击面过宽。而且，无具体数额规定，造成定罪量刑随意性增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作为一种犯罪，应当由情节来确定其罪过的大小，而数额是确定情节轻重的重要标准。实践中往往比照前罪的数额定罪量刑，但是比照的程度又不相同，造成如果两个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行为、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判处的结果却可能不一样，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因此，希望尽快通过完善相关立法，规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起点标准、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明确情节严重的具体情形，这样做才可以真正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使更体现预防的犯罪作用，以维护法律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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