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渎职犯罪、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等犯罪就不宜再由各地具体酌定，而应由中央立法机关统一明确规定。因为公法益关系到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在我国的一元国家体系中，其评价标准应该是完整的、统一的，不应再人为划分出差别。如公职人员犯罪不仅侵犯财产法益，更主要的是侵犯了职务的正当性与廉洁性，对于此类公法益犯罪就不宜按地域划分，而应确定全国统一标准。目前，司法实践中各地对于贪污、贿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犯罪把握的办案标准不尽相同，其出发点是仅基于财产数额标准，而忽视了职务行为的公益性与公共性，是不妥当的，应尽快予以统一。对于诸如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标准更不适宜按照地域划分，否则有违社会基本伦理和基本人权原则。同样，在个罪具体数额标准的确立上也要综合考虑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做到统一性与酌定性的协调。考虑到我国的各种现实情况，确定犯罪数额标准不应搞简单的“一刀切”，而应针对不同的犯罪类型有所区别。对于侵犯私人财产犯罪的单纯法益犯，可以犯罪行为给被害人社会生活造成的实际影响为本体，参照当地实际生活水准具体确定。如当地的平均工资水平、最低生活标准等等。对于复合法益犯罪，可以综合考量被害人具体情况、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当地伦理道德评价标准等再行确定，力求做到贴近实际、接近生活。同时还需指出的是，社会危害性作为一种价值评价标准，是受犯罪实际发生率和刑事政策的影响和制约的。因此，在设定犯罪数额标准时，还要具体参照当地治安情况及犯罪实际发生率，结合不同阶段的刑事政策而定。在具体操作上，可以考虑在省级地方立法机关设立伦理委员会，通过制度性的广泛社会调查，确定切合当地实际的伦理评价基准。以此为基础，结合刑法的统一规定与灵活的刑事政策，确立科学、合理的犯罪数额标准。注释：①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79页。②唐盛月：《数额犯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③童伟华：“数额犯若干问题研究”，载《华侨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④刘之雄：“数额犯若干问题新探”，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6期。⑤阮齐林：“中国刑法特点与司法裁量空间”，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⑥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⑦赵威：“数额犯研究”，吉林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08页。⑧199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作为补充规定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犯罪数额标准起点确定为二万元，1997年《刑法》第140条将之提升至五万元。⑨廖万里、廖明、杜晓丽：“省际标准不一的数额犯该如何定罪量刑”，载《中国审判》2007年4月。⑩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第4号；《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第9号；《关于审理骗取出口退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第30号等各司法解释中，即将若干犯罪数额的标准予以了地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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