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制】政府管制的角色错位问题
解决政府应当怎样干预市场的问题，我们首先应当总结、检讨政府干预市场的现状。目前，生产、交换、分配领域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正逐步依照市场机制运行，而政府则仍然基本沿用计划体制时期的旧方法、旧机
制对市场进行干预，政府部门代替企业强行推销、强制生产、强行兼并、争夺管制权、地区之间诸如啤酒大战之类的地区封锁、强行摊派各种费用等现象屡见不鲜，旧的政府干预机制已经构成对市场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
我国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规范、管理市场最常规的做法是：组织一批人马，成立一个机构，对当前需要解决处理的问题进行对口直接强制管理，强制市场主体为或者不为某种行为，而不考虑这种强制是否合法、有没有侵犯市场主体的权利。这就是本文所称的管制理性主义。
管制理性主义认为政府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政府无所不能，可以充当市场的“救世主”，可以在合理的时间制订出合理的替代方法并在合理的市场空间得以实施。政府用行政手段越俎代庖为市场主体计划一切，紧紧控制和积极干预着市场主体的内部事务。
在当前体制下，这种审批管制代替一切的状态并没有质的改变。用审批的方法、强制的方法对市场进行直接的行政管制仍然是各级政府干预市场最常规、最拿手的方法。近年来，时有媒体报道，一些地方政府以帮助农民脱贫致富为由，强迫农民种植烟叶、甘蔗等经济作物，农民不从，地方政府则强行拔掉农民的禾苗，毁掉良田，甚至用暴力手段对付农民。这是管制理性主义的极致表现：由政府直接代替市场主体决定生产行为。
姑且不论政府是否真正从农民利益出发，即便如此，政府直接介入市场的行为也“有点像为儿女做家庭作业，它是一件好事，但是一件做错了的好事”。
在计划体制下，国有经济一统天下，政府就是所有者、生产者、销售者，全面直接的政府管制有它存在的充分理由。而在市场体制下，市场的自我调节是经济体制的主导，市场主体应当享有充分的自由竞争权利，市场机制才会充分发挥其作用。
管制经济是建立在“理性政府假说”的理论基础上，而市场经济、法治经济是建立在“有限政府假说”的理论基础上，市场不相信政府。市场自由与政府管制是格格不入的。
在市场体制下，再用常规的计划手段来干预市场显然是一种倒退，是用行政权力代替市场机制，用政府决策代替市场博弈。目前，市场自由与政府管制的矛盾冲突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中央政府不得不痛下决心，大刀阔斧进行行政审批体制改革。
既然政府管制存在种种弊端和缺陷，它就不应当成为国家干预市场的主要手段。过去总有人认为经济法的核心是市场规制法，使不少人包括经济法学界本身总是一提起经济法，一提起政府干预，就联想到政府对市场的行政管制，就联想到管、卡、压，使经济法背着破坏市场、反市场的恶名。
为什么在“理性政府假说”理论基础崩溃、计划体制解体后，政府管制这种传统的计划手段仍然能够经久不衰许多人一言以蔽之：计划经济的惯性作用。
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只要等待市场完全成熟后，惯性就会消失。政府管制的普遍化、常规化、任意化的根本原因是政府角色的双重性：政府既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又是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者，既是市场参与者又是市场执法者。这两种角色无法截然分开。政府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借助公共管理权来谋取所有者的超额利润，执行干预权的个人也会想方设法在其中谋取私利。
在法制不健全的转型社会，这种现象会变本加厉乃至无以复加。根除管制迷信，只有实行彻底改革，让国有企业战略退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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