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制】政府管制过严对我国影响分析
从经济方面看，过去30年中国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是，放松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的控制，极大地给予人们进入市场、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由此激活民间社会的活力，推动非公经济的发展。这也可以看作过去30年的一个主要成就。因此，今后的改革若要实现上述目标，赢得民众对改革的支持，我认为也很简单，就是进一步放松政府对各种生产要素和市场准入的管制，让民间的活力自然地、自动地发挥出来。
自由选择权还不够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裔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说，市场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为人们提供了自由选择的机会，为企业提供了各种经济资源自由组合的选择权利。因此，市场所追求的效率不应该按效用而应按个人自由来衡量。剥夺人们的买卖、交易和寻求幸福生活的自由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巨大失败。
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改革的起点看，中国和苏联、东欧等国一样，政府是严格控制经济政治各领域。但当共产党决定进行改革时，选择了一条以“松绑、放权”为特征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之路，后来又引进市场竞争机制，让公民很大程度上有了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从而使社会创造财富的激情得以充分释放，民间经济由此得到蓬勃发展。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贫困人口就减少了2亿多，取得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伟大成就。这说明穷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致富的权利和自由。
具体来说，中国30年来在经济方面进行了两个重要的改革：一是放开价格，由市场而不是政府定价，也即价格自由化，到今天，商品市场的价格绝大部分已经放开;二是实行经济的非国有化，在国有经济之外，允许非国有经济成长，并在国有经济内部，由竞争性产业开始，然后在某些垄断性产业，逐步引入民间和国外资本，同时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
对社会，则逐步放开对言论、结社的控制，允许社会有一定的言论自由度，也允许各种公益性的社会组织出现。通过不断解除国家在经济、政治以及其他领域的管制，由此造成了民间社会的活力和民营经济的大发展。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主要“特”在这一点上。这是中国改革的一条成功经验。
对一些行业管制太死
但可惜的是，这条经验并没有坚持下来。到改革的后期，随着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好转，也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中国政府对管制的态度时有反复，在一些重要行业和领域，管制甚至有加强的趋势。
比如，政府通过“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把一大批中小国有企业民营化和股份化，这本是对的，但政府后来又明确提出在涉及国家安全、自然垄断、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等，国有经济要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惜动用国家财政来扶持这些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设置进入壁垒。
另一方面，“非公经济36条”虽然已经颁布几年了，但是，实施细则一直没出，条例所规定的给予非公经济的各种待遇并未得到有效落实。再如，由于去年以来的物价高涨，政府在今年初对多种涉及百姓生活的商品实施临时价格干预，一直到11月底才解除管制。油价更不用说，油企没有定价权，价格升降都由国家发改委控制。
出租车行业也存在政府的过度管制。出租车市场本是一个准入门槛低、适合于个体经营的市场，但在这个市场里，恰恰实行的是特许经营制度，政府将经营出租车业务的资格授予少数与管理部门有关系的公司，这些公司再出售给广大的出租车司机。不仅经济领域存在着广泛的政府管制，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也都还保持着高度的政府控制。
中国政府强化管制，常常打着社会利益或者市场失灵的旗号。对某些行业和领域加强监管是必要的，比如食品行业，就应该强化政府的责任，但在多数被管制的行业和市场，特别是垄断领域，就不是加强管制的问题而是放松管制。事实上，很多管制并没有实现管制者所宣称的目标，相反还造成了不应有的后果。比如，对油价的管制使油价比美国的还贵，对出租车市场的管制导致最近发生多起罢运事件，对医院的管制也使得人均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等等。
民众自己能办好的事情
经济学早已证明，政府过度管制会产生诸多社会危害，包括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形成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滋生腐败;加大市场交易成本，压制企业家精神，社会的创新严重不足;等等。
就中国来说，我认为，管制导致的最大危害主要体现在民营经济方面。这些年来，民营经济虽然有比较大的发展，但生存环境并未见得比十几年前宽松多少，几个影响民企发展的关键问题市场准入门槛高，企业融资难，权益未能得到法律保障，一个都未能解决。特别是，民营企业要想进入被政府管制的行业尤其是垄断行业，是举步维艰。因此，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民企尚有一息生存，一旦经济形势不好，受伤最严重的总是民营中小企业。如在此轮金融危机中，很多中小企业就因融资难而纷纷破产倒闭。
从中国未来面临的几大挑战来看，包括就业压力、致富的需求以及社会稳定等，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取决于民间的活力以及民营经济的充分发展。事实上，30年的改革历程也最好地说明，什么时候民间经济比较活跃，发展空间比较大，社会就比较和谐稳定。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必须改变管制的方式，取消多余的管制，开放市场，打破各种所有制歧视，给个人和企业更多的选择自由。
极端一点说，只要政府不干预民众自治范围内的事以及经商自由，老百姓自己就会把事情办好，无须政府“操劳”。但当前，中国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对管制的危害并没有充分的认识，向公共服务型角色的转化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要求。因此，对政府的“管制变革”，还须要有紧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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