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刑】极刑的制度影响
1998年10月5日，中国签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权公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的签署，充分说明了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一道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人权这个敏感的话题开展合作与对话，为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努力。
死刑核准权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死刑核准权应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中国历史上，死刑历来是由最高司法当局掌握的。封建统治者深知滥施刑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而鼓吹“恤刑慎杀”，并且采取各种措施，如“三复奏”、“五复奏”，“三司推事”、“九卿会审”、“朝审”、“秋审”，力避死刑案件出现差错。从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对死刑适用的情况来看，各国对死刑的适用都十分重视，死刑案件的最终确认权一般都是归属于最高法院。
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适用死刑罪名过多。在1997年刑法修改之前，不少学者即对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是否应该设置死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不少学者主张废除这类犯罪的死刑，广泛适用罚金刑、财产刑等刑种。⑵学者们进一步指出，现阶段如果不能做到废除死刑，至少应该减少经济和财产犯罪的死刑。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997年刑法中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不但未能做到减少死刑，死刑罪名反而增加。这可以说是中国死刑设置上的一个最需检讨之处。
新刑法关于死刑绝对法定刑的规定有欠妥之处。第一，刑法总则部分关于死刑适用对象的限制和刑法分则部分绝对法定死刑有矛盾。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第121条规定：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处死刑。
没有规定死刑犯的赦免权。《公约》第6条第4款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可见，要求赦免或减刑，是《公约》规定的死刑犯的基本人权。为尽快和国际社会接轨，减少国际上对中国人权问题过多的责难，刑法应将要求赦免或减刑规定为执行死刑前的最后一个程序。中国规定了死刑减刑制度，即死缓制度，这是有中国特色的死刑执行制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赏。但是，中国刑法没有规定死刑赦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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